当代服务外包是产品内分工原理对服务业生产方式以及其他行业服务性投入流程进行重组和变革的产物，由此推动的服务业国际转移对改写全球经济版图，以及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相对落后，需要用当年参与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认识理念和紧迫感，实行必要政策调整以开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新局面。

　　虽然我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现实发展水平无论与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深度比较，还是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成功的印度等国比较，都存在相对不足和落后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采取对策，从而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的态势，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1 开放发展背景与国际服务外包关系

　　受国际产业转移本身规律以及我国地缘区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当代经济开放成长较早阶段主要伴随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题展开，对服务外包则是在比较晚近时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从相关政策和国内企业成长过程看，我国有关服务外包的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步探索的阶段，二是新世纪最初几年侧重发展软件产业和鼓励软件出口的阶段，三是最近几年决策层和较多企业对服务外包重要意义逐步形成共识的阶段。

　　通过过去十多年的逐步发展，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领域已经取得初步成就，表现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已达到一定规模;形成一批初步具备承接较大规模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能力、在某些特定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在一批城市和地区把承接服务外包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之一，并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鼓励;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业内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广服务外包活动日趋活跃。

　　虽然我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现实发展水平无论与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深度比较，还是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成功的印度等国比较，都存在相对不足和落后问题。这一行业一段时期呈现的“乐观预期与现实表现反差现象”提示，如果我们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采取对策，从而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的态势，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服务外包作为当代产品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新潮流的重要表现，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道路和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近30年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在与外部世界融合基础上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构成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力来源。一段时期我国在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领域表现出色，然而如何利用服务外包时代条件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也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实践课题。

　　2007年国务院发布加快发展服务业7号文件，指出我国将大力发展国内服务外包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国内和国际两类服务外包相互联系和影响，然而在投入要素组合、发展制约条件以及政策配合方面又各自具有特征属性和差异性要求。

　　过去近半个世纪经济全球化潮流演变阶段的特点和一般规律，可以从制造业与服务业离岸外包转移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生产方式变革中得到概略观察。美国1964年实行9800税号，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序向国外转移，标志着当代制造业国际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的兴起;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通过实行外向发展战略，承接制造业工序转移，实现当代制造业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第一波浪潮。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亚洲四小龙已经成功实现产业阶段性高度化，需要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工工序转移到境外，推动形成第二波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与外包浪潮。我国利用“文革”后发展战略重新选择与第二波制造业产品内分工重组在时点上大体契合的历史机遇，通过实行经济特区和吸引外资等政策，开辟出与计划经济封闭模式本质不同的开放成长新道路。

　　就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而言，部分地区在很多制造业产品最终组装以及简单零部件生产环节仍保持比较优势的同时，比较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开始向某些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基础零部件甚至关键零部件转移，在某些特定产品和生产区段我国最前沿企业已开始进入培育自主品牌、重视关键技术研发的新阶段，构成近年提出自主创新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方针的客观条件。

　　我国经济开放发展大势条件对迎接国际服务外包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对外开放政策取得阶段性成功，使我国在意识形态和一般理念层面对服务外包浪潮作出积极反应的阻力大为减少。大批不同类型的国内企业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各类专业人才数量的增长和素质的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条件的实质性改善，都为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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